為什么蔣介石不肯放過張學良？
1937年1月8日，西北抗日聯軍常恩多、吳克仁等126名將領通電響應楊虎城、于學忠等人的歌(5日)電。指出，蔣介石回南京后不履行諾言，扣留張學良，“數日之間遽行增兵10師以上，向西推進，威脅西安，直欲造成內戰。”這種行動是“忘軍人之天職，損領袖之大信。”堅決表示“值此橫逆頻加，莫不同聲憤慨，茍至忍無可忍誓當起而周旋！全部官兵咸具同志，一致效命，為國自衛，萬死不辭！”
西北各界民眾堅決反對親日派挑起新內戰的陰謀，誓死保衛革命根據地。1月9日，西北457個民眾團體，15萬民眾在西安舉行武裝大示威，并向全國發出通電。要求南京政府“撤退入陜各軍，懲辦挑撥內戰之親日分子，實現對內和平對外抗戰之救國大計。”繼西安之后，三原、涇陽、白水等縣民眾亦舉行了武裝示威，并致電蔣介石，強烈要求他實踐六項諾言。1月14日，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向全國發出通電，揭露數十萬中央軍進迫西安，蓄意挑起新的內戰，要各方主持正義一致對外，并表示“我方40萬民族武裝力量決保抗日根據地”。
親日派蓄謀挑起新的內戰，不僅遭到西北軍民的反對，亦遭到全國各界的反對。李濟深通電反對內戰，要求“貫徹抗日主張一致對外。”宋子文也到奉化去見蔣介石，“尖銳地批評蔣違背諾言”，威脅蔣介石說，他“要離開中國，并公開宣布蔣的背信棄義。”
蔣介石在各方面的反對下，怕孤行己意要遭到眾叛親離的下場。于是經和張學良協商，研究出解決西北問題的兩項辦法。即甲、乙兩個方案。
甲案的基本內容是：(1)西安方面的二華（華陰、華縣）防線立即撤除；(2)中央軍一部開駐西安，由潼關至咸陽一線中央軍常駐12個團；(3)17路軍移駐涇、渭河以北之三原、蒲城一帶地區，陜西省政府主席由17路軍方面的人充任；(4)東北軍移駐鄰縣以西一直到蘭州地區；(5)紅軍仍回陜北，防區另商。
乙案的基本內容是：(1)中央軍進駐西安和陜西；(2)17路軍調甘肅；(3)東北軍調駐安徽；(4)紅軍仍回陜北。
這兩個方案，其中甲案比較可行，東北軍、17路軍、紅軍三位一體能夠保存，駐地相連，可以互相支援，也能有力量爭取張學良回陜。乙案是拆散三位一體，便于蔣介石各個擊破，分化瓦解。
1月13日，米春霖去奉化看望張學良。張當夜給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等西北抗日聯軍諸將領寫一親筆信，托米返陜回。張學良在信中說為目前救此危局，勿為亂國計，商定辦法二則，請兄速下最大決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東陜甘之。”“關于兩案，盼兄等速即商討，下最后決斷。”“如兄等認為此二案之一案無間題，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他在信中最后強調說：“盼諸兄為國家、為西北、為東北，請詳計之，凡有利于國者，弟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盼勿為我個人謀計。”南京方面派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以聯絡為名到西安進行試探，也提及甲、乙兩案叫西安方面擇一執行。
東北軍、17路軍廣大官兵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放張學良回西安，由他主持一切，否則一切無從談起。但接到張學良的親筆信后，16日派出李志剛、鮑文越去南京要求放張學良回西安主持善后事宜。他們在南京見了何應欽，又去奉化見了蔣介石，蔣堅持不放張學良，并嚴令西安方面要執行命令。立即撤除二華防線，讓顧祝同進駐西安處理善后。蔣介石給楊虎城寫了一封親筆信，軟硬兼施，分化17路軍和東北軍及紅軍的關系
20日，李志剛返回西安后，將上述情況向東北軍、17路軍的將領們進行傳達，楊虎城當眾讀了蔣給他的信，遭到一致反對，甚至有的人表示要和蔣介石拼命，堅持要放張學良回來，否則一切不談。19日，張學良又給楊虎城來信，催他盡快接受甲案，“以免夜長夢多，或至違反我等救國不禍國之初衷。”并再次強調說：“關于弟個人出處問題，在陜局未解決前是不便談起，斷不可以為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盡管如此，西北廣大官兵和民眾還是強列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他們認為東北軍、17路軍一旦撤出西安，張學良的安全問題就無保證，蔣介石更不會放他回來。
為了進一步爭取，1月21日楊虎城等再次派李志剛去南京、奉化向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某些要員說明西安的要求。結果蔣介石還是不允張回西安，并強令西安在甲、乙兩案中擇其一案，遵令撒兵。最后表示不再接見西安的代表，叫直接找顧視同談判。李志剛不得要領而歸，向楊虎城及各高級將領匯報了此行的情況。
蔣介石堅持不放張學良，使東北軍群龍無首。張學良雖委托楊虎城、于學忠代他指揮東北軍，實際上他們是無能為力的。東北軍這個武裝集團，還帶有很濃重的封建色彩，全體官兵只對張學良一個人負責，除張學良之外，任何人也指揮不了。蔣介石也深知這一點，因此他為分化和消滅東北軍，才扣住張學良不放。
東北軍廣大官兵一致要求張學良回西安主持善后事宜，這一點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救張學良回來的問題上卻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以王以哲為首的一部分高級將領，主張堅決按照張學良的指示辦事，堅持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初衷，主張本著甲案先行撤兵，以避免內戰，然后慢慢救張；以抗日同志會的核心人物應德田、苗劍秋、孫銘久等為首的少壯派軍官，他們堅決要求蔣介石放張學良回來，否則不惜一切與南京決一死戰，使東北軍內部主戰與主和的矛盾加劇。17路軍內部，也有主戰與主和的矛盾，不過分歧不象東北軍內部那樣尖銳，有楊虎城在，他們更不敢把矛盾表面化。
紅軍代表團周恩來、博古等負責人，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反復作少壯派的工作，向他們申言應以大局為重，準備撒兵，只要三位一體加強團結，救張學良回來就有希望。而少數少壯派軍官不識大體，不顧全局，不聽從紅軍代表團的勸告。在東北軍和17路軍軍官中發動請成簽名運動，并在西安沿街張貼同南京決戰的標語。
在此極端錯綜復雜的情況下，楊虎城左右為難。紅軍代表主和的高將領們不時他進言，建議他盡早和南京談判，避免內戰的發生；而主戰的少壯派軍官們不時的包圍他，強烈要求他和南京決戰。
1月24日，西安方面派田米春霖、謝珂去潼關與顧祝同談，就放張學良回西安問題及執行甲、乙兩案的問題進行碰商。而少壯派的一些軍官們于1月27日晚，到紅軍代表團的住處圖攻周恩來、博古等代表團成員，強烈要求紅軍與東北軍一同和南京決戰，以營救張學良回來。周恩來耐心的說服他們，叫他們識大體、顧大局，不要因此引起內戰，中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的詭計。說服他們準備撤兵，只要三位一體搞好團結，保持這個強大的力量，繼續要求，張副司令是會回來的。苦口婆心的勸導，未能說服他們。
王以哲等主和的將領，怕少壯派鬧下去，會破壞大局。為了說服少壯派，統一東北軍的思想，同意了少壯派的要求，于1月29日晚，在渭南召開了東北軍的干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董英斌、何柱國、繆徵流、劉多荃等上校以上的軍官及東北軍的元老馬占山和高崇民等40余人。因王以哲有病委托董英斌主持會議。董在開會時說明了召集這次會議是為了統一東北集團的認識，以加強團結。只有根據共同一致的意見，堅持下去才有力量，才能達到營救張副司令的目的，才能使東北軍走上光明的前途。董英斌講話目的在于說服少壯派，同意撤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善后事宜，但應德田在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堅決不同意撤軍，要和南京決一死戰，只有打才能營教張副司令回來。他的講話很有煽動性，結果得到了與會者大多數的支持，決定不撤軍，準備和南京決戰，為了鄭重起見，與會者一致簽了名。
對此，紅軍代表團表示不犧牲朋友，與東北軍和17路軍同進同退。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停止內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善后。如果東北軍堅主張打，紅軍一定配合。這樣就有兩個前途：一個是結束內戰；一個是延長內戰。在打的過程仍應與南京談判。如果打得好，和平有希望打不好，在實踐中使友軍相信我們的和平主張，在更不利的條件下接受和平。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打的過程中力爭第一個前途的實現。打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不是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初衷，在未能說服少壯派時，亦只有同進同退了。
楊虎城派往潼關的代表米春霖、謝珂，幾天來與顧祝同談判進展順利。談判的具體情況，據何應欽報告說：“在(1月)24到31這幾天中，米春霖等和顧主任所商洽的有八件事：一件是在他們軍隊撤退的時候，要求由雙方各派10人組織一個視察團，分作兩組，分派在兩組的部隊前線互相視察。他們的意思是恐怕撤退時中央軍隊攻擊他們。一件是要求張部酌量在西蘭公路上駐一點部隊，楊部酌量留一點人駐在西安。以上幾件，經由顧主任允許他們。就是張、楊兩部各借給1個月的伙餉，視察團由雙方派定人員組織，西蘭公路上準張部駐少數部隊，西安附近準楊部駐少數部隊。此外他們要求的還有一點，就是希望中央發給西安事變的善后經費。關于這一點，顧主任是答應酌量代為請求。”31日雙方達成執行甲案的協議：“預定第一步先將渭河以北的部隊向后撤退，次將渭河以南的部隊撤到渭北，第二步再逐漸開往甘肅。”
31下午于學忠由蘭州飛到西安。晚上，在王以哲家召開了三位一體的高級干部會議。出席會議的17路軍方面有楊虎城；東北軍方面有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國；紅軍代表團有周恩來。少壯派的軍官應德田、何鏡華在室內旁聽，還有幾個人在屋外偷聽。會議由楊虎城主持，王以哲、何柱國表示接受協議，撤兵，設法營救張副司令；楊虎城也表示同意；周恩來表示，只要東北軍和17路軍意見一致，我們和你們同進退。會議一致決定接受協設，作好工作，準備撤兵。應德田等少壯派軍官聽到這個決定，怒不可退。他們認為王以哲、何柱國背叛渭南會議精神、背叛了東北軍，出賣了張學良，是東北軍的內好，于是決心除掉王、何兩位軍長，及其他有關人員。2月2日晨，他們假抗日同志會的名義，在孫銘九家開會，有30多名少壯派軍官到會。會上宣布殺掉王以哲、何柱國。于是孫鉻九派衛隊6連連長于文俊帶隊，闖入王以哲家，把臥病在床的王以哲軍長槍殺了。由于何柱國聞訊躲到楊虎城總部幸免遇難。與此同時他們還槍殺了原西北“剿滅總”的交通處長蔣斌、副處長宋學禮，原“剿總”參謀處長徐方。制造了“二·二事件”。
2月3日，他們以西北抗日聯軍政治處的名義，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告東北軍將士書》，鼓動東北軍將士與南京“去拼命”，決心在東北軍內鋤奸。
此時，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率領紅軍代表團全體成員前往王宅吊。
2月4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聯名給吳克仁及67軍各級軍官發出電，云：“王鼎芳軍長兄遇難，不勝驚悼。王軍長努力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家民族之干城，亦愛國人民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統一團結，乃見惡于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職，蘇區軍民同聲悼惜。”①同一天又給王以哲家屬發出唁電，說“自王以哲將軍遇害之消息傳至此間后，悼惜之聲不絕于耳。”
王以哲將軍被害后，他家被搶劫一空，連安葬費都拿不出。為此中共中央經毛澤東、林伯渠批準送喪儀費2000元。
張學良聞訊后，非常氣憤，對吳克仁說：制造“二·二”事件殺害王以哲的“這些暴徒能夠捉住正法頂好，如不能給他們走遠一些。”同時對王以哲家屬特別關心。曾叫莫德惠、吳克仁兩次帶信，把他北平順城王府前扁擔胡同1號宅（今北京太平橋大街甲25號和乙25號)送給王家，全國解放后還捎信給張學銘，叫把此院打掃干凈，請鼎芳家屬搬進去住。
“二·二事件”，在東北軍內部引起了混亂和分裂。東北軍一些高級將領，要為王以哲報仇。105師師長劉多荃、57軍軍長繆澂流調動部隊，向西安進發。2月3日，劉多基令駐西安的第1旅第2團團長葛延春，將旅長高福源誘殺了，把槍殺王以哲的連長于文俊，剖腹挖心給王以哲將軍祭靈，同時扣押了團長康鴻泰。繆微流扣押了團長萬毅等。與此同時，東北軍各軍把抗目聯軍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派下去的宜傳大隊成員全部趕出部隊。東北軍內部一場互相殘殺的內亂即將發生。
應德田、苗劍秋、孫銘九等人也感到闖了大禍，他們懸求周恩來想法幫助解決這場危機，愿接受任何處分。為了扭轉他們所造成的危局，周恩來及紅軍代表團其他成員協助楊虎城作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周恩來不避嫌疑，叫劉鼎將應德田、苗劍秋、孫銘九等送往云陽紅軍總部，使他們離開西安。楊虎城令抗日先鋒隊撤離西安。周恩來又派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劉多荃的族弟）去高陵說服劉多荃、繆澂流以大局為重，停止對西安用兵，使這一危局得以挽救。
但“二·二”事件使東北軍內部發生了分化，沈克率106師背叛了東北軍；檀自新率騎10師背叛，將蒲城洗劫一空，投靠了中央軍，被編為騎兵第4軍（抗戰時被蔣介石槍斃于漢口)。
在此之前，駐武漢、鄭州的炮8旅旅長喬方、參謀長叢森、團長石濬化、陳家珍發表通電。“表示竭誠服從中央”，“乃自動分別請求防區高級長官，將所有武器解除，并嚴飭所屬，照常訓練，以備效忠黨國。”
1937年2月4日，楊虎城、于學忠等抗日聯軍的高級將領發表通電，宣布西安事變善后已和平解決。并宣布經與顧祝同談判，達成四點協議：
1.在三中全會前，由委員長呈請國府，恢復張副司令公權，并發表職務，俾得自效；
2.陜甘軍隊部署原案，酌為變更，容納此間切合實際之意見；
3.軍隊移防，除一部略變現時位置外，均俟張副司令返陜訓話后，再行開始；
4.陜甘民眾愛國團體，均仍舊維持，并對流亡人員，盡力妥為安置，以定人心，以備國用。
其他一切問題，待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解決。
2月5日，東北軍總部開始撤往鄰縣。2月9日，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偕陳繼承、黃杰進入西安。
東北軍撤到邠縣后，首先將從各軍撤出來的宣傳大隊、抗日先鋒隊，編成青年訓練班，由郭維城代任班主任，進行學習和整頓。
1937年2月8日，蔣介石電令顧祝同說，就“安置東北軍辦法，總以調駐豫鄂皖省區為唯一方針。”東北軍的一部分高級將領也“均不愿西調，最好東調。”2月14日，何柱國代表東北軍到達南京，會見了蔣介石，又到溪口會見了張學良，最后決定改變原執行甲案的協議，將東北軍西調改為東調。
通過對上面史實的了解我們可以看出，東北軍內部分化是導致無法將張學良營救出來的最重要因素。而這也說明了軍閥部隊的私軍根本屬性，將佐效命某一個人，如此人出現以外，軍隊頓時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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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24-07-07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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