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留學,是流亡。其流亡指因歷史政治原因而被迫離開家鄉或祖國。
孫中山在日本度過了約三分之一的革命生涯,對孫中山先生來說,日本是其流亡之地,也是取得援助的地方。他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許多日本人支持并幫助他的革命活動。可以說,日本也是孫中山的第二故鄉。據史料記載,孫中山從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第一次逃亡來到日本,到1924年最后一次造訪日本,先后出入日本約16次,在日本駐留時間累計達9年6個月,成為孫中山一生乃至整個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190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亦稱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是清朝末年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多個團體集合而成的革命組織。其組織網絡遍布中國與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其發動多次推翻清朝的起義活動,包括成功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體的辛亥革命。
1905年7月,在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的牽線下,孫中山返回日本東京。孫中山在東京倡導籌備成立中國同盟會。
1905年8月20日,在位于東京市赤坂區云南坂的大倉喜八郎自家庭院的洋館(今大倉東京酒店新頤館附近),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后為避免日本政府反對,改名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黃興等任庶務;除制定了《軍政府宣言》、《中國同盟會總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并決定在國內外建立支部和分會,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成為全國性的革命組織。?
1895年“興中會”成立后,孫中山發動了多次革命運動,但影響僅局限于中國南方部分區域。“戊戌變法”失敗后,大批中國人留學日本,留學生數量激增。?他們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實踐,孫中山的影響迅速擴大,為成立全國性革命組織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同盟會的成立,不僅使革命運動從華南擴展至華中、華北等廣大地區,而且使革命有了更廣泛的群眾基礎,為推翻清朝統治和后續的革命運動奠定堅實基礎。
1914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在白山神社內有“孫文先生座石”,石碑記載著這樣歷史細節:明治四十三年(注:即1910年)五月中旬的一夜,孫中山與摯友宮崎滔天是坐在這塊石階上交談中國的將來和自己的抱負,斷言“中國革命定然成功”。在宮崎后人蕗苳女士看來,其祖父當年之所以傾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是認定若無中國的成功,就很難有整個亞洲的未來。
1895年1月,梅屋莊吉在香港中環大馬路28號梅屋照相館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兩人一見如故。為了協助孫中山實現理想,梅屋先生決定傾囊相助,并立下:“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的誓言。此后,梅屋先生多次籌集資金購置軍械、彈藥,在東京有樂町設立“中國同盟會后援事務所”,在滋賀縣八日市建革命軍飛行學校等,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斗爭他都予以傾力支持和資助。
同時,梅屋先生的夫人還為孫中山和宋慶齡“巧搭鵲橋”,促成了兩人的婚姻,并于1915年在梅屋莊吉的家——著名的松本樓,為兩人舉辦了婚禮。由于革命,孫中山先生歸國期間,宋慶齡女士就寄宿在梅屋莊吉先生的家中,還彈奏了梅屋家的鋼琴。那架鋼琴是日本雅馬哈樂器公司的前身日本樂器制造株式會社于1907年制造的,被稱為日本最早的鋼琴。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與松本樓的緣分,那架鋼琴作為“與孫文夫人結緣的鋼琴”被安放在松本樓的一層大廳展示,松本樓也成為中日友好的象征。
1895年,孫中山從夏威夷返回香港成立“香港興中會總會”。在一場慈善聚會上,孫中山結識了梅屋莊吉。二人一見如故,梅屋莊吉敬佩孫中山推翻滿清腐朽統治的革命志向,便立下誓言“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這一年,孫中山29歲,梅屋莊吉27歲。在后來的歲月里,梅屋莊吉恪守年輕時許下的諾言,為孫中山提供了巨額資助,成功地幫助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孫梅二人因相同的政治革命抱負而惺惺相惜,在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姻上,梅屋莊吉也給予孫中山很大的幫助。?
1915年,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宴正是在東京的梅屋家舉辦的,婚后二人的生活也是由梅屋莊吉夫人德子悉心照料的。孫中山為革命獻出了畢生精力,而梅屋莊吉則終其一生在物質和精神方面支持了孫中山。宋慶齡和德子之間也結下了堅固的友情。
1924年11月,孫中山最后一次到長崎,經日本北上北京和談。不巧梅屋莊吉生病,兩人未能見面。梅屋夫婦深感遺憾,給孫中山寄去了莊吉和德子微笑的照片。哪想到,他們兩人此生再無機會相見。幾個月后的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與世長辭。
“華僑是革命之母”這是孫中山先生對華僑華人為革命奉獻的高度評價。百余年前,在孫中山旅居日本、為日后推翻滿清王朝做革命準備時,曾結納了許多在日華僑,其中不僅有像黃興這樣的同盟者,還包括不少旅日華僑實業家,神戶市的吳錦堂就是其中一位。神戶雖然不是孫中山在日期間停留時間最長的地方,但他第一次來日本首先抵達的地點,以及最后一次來日本的地點都是神戶。
1913年3月13日,孫中山以全國鐵路督辦的身份訪問神戶,受到當地日本官紳和千余名華人華僑的熱烈歡迎。這也是中山先生1895年至1924年間對神戶的18次造訪中,唯一的一次正式訪問。歡欣鼓舞的神戶華僑在中華會館的歡迎現場高高懸掛起“尊崇人道”、“拓展民權”兩幅巨匾,既表達了對革命領袖的敬仰,也詮釋了他們對辛亥革命的理解。
辛亥革命前,雖然經濟實力雄厚,甚至涌現出躋身日本全國富豪榜前五十名的吳錦堂這樣的豪商,但華僑華人在日本的社會地位仍然低下,備受歧視。在日華僑多為商人,為生計頻繁往來于中日之間。他們既了解外面的世界又熟悉中國的弊端,痛感清政府的所作所為逆時代潮流,國家要富強就必須革命。
正是這樣的信念促使旅日華僑在聽聞孫中山先生為“振興中華”的振臂高呼后便積極為革命募集資金,更有熱血青年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甚至舍家棄業,為革命奮袂殺賊。著名的黃花崗起義72烈士中的8名歸國留學生就全部是留日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