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禎四年八月十一日,在皇太極寫給被后金軍圍困的明大凌河城中的明漢蒙兩族將領民眾的勸降信中言到:
我諸申、蒙古,乃同種之國,明則異國也。爾等如此為明效死,我甚惜之。爾等之意,今若歸降,恐我殺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殺爾蒙古,即明人為我仇敵,除其拒戰而被殺者外,凡來降之人,我均收養矣。”
而這種將中國對立的認知,在1645年叛明投清的漢奸孫之獬給多爾袞上書剃發中,則體現得更加直白:“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字里行間完全將其漢奸嘴臉邏輯、以及滿清自外于中國的征服者姿態暴露無遺。而他的主子——身為滿清攝政王的多爾袞欣然采納了這一提議,于順治二年下令再次頒發“剃發令”,規定:“全國官民,京城內外限十日,直隸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發。”
一直到清朝中期,這種對中國稱號選擇性使用、同時又戒備排斥的心態仍然存在。滿清乾隆皇帝在《皇清開國方略》里就曾公開強調: 我大清興于東海,原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官號耶,究不過覊縻各系而已,非如亭長、寺僧本其臣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