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都有人將占城稻作為中國早熟稻種植的開端。如嘉靖《重修揚州志》記載“揚州山多宜秈,故秈稱早稻,始占城有此稻……因名占稻。”甚至連李時珍也認為“秈似粳而粒小,始自閩人得種于占城國”。實際上,無論從考古還是文獻出發,都能證明我國在宋代以前就已經秈稻了。如2007年11月,在對荊州被盜的謝家橋一號漢墓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時,就從中出土了一批西漢古稻,在對古稻進行分析后,發現古稻性狀與野稻、早期古稻和粳稻都不相同,而比較接近秈稻,因此被認為屬于傾秈稻類型的栽培古稻群。
但此處依舊需要提醒大家,在所有稻作農業的爭論中,歸根到底就是兩個,一個是如何判別粳稻和秈稻,一個是如何判別野生稻和馴化稻。
這兩個最基礎和最關鍵的問題目前還沒有獲得一致認可的判別方法,例如關于粳稻和秈稻的判據中,從稻米形態進行判斷具有簡單易操作的特點,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但有學者通過研究后指出,簡單根據形態進行判別,可行性可能最多60%,這其實是一個相當低的比例,除此之外,還有更加高級的水稻扇形植硅體形態和水稻雙峰型植硅體形態研究等,雖然方法非常復雜,結論看起來似乎也更加可靠,但由于很多研究并沒有對野生稻還是馴化稻進行判別,因此導致測量結果始終有待商榷。
這也是為什么從一開始,就開始強調,關于稻作農業的所有敘述,其實都充滿了不確定性,這一點是必須要高度重視的。
在文獻中,公元6世紀左右出版的重要農書《齊民要術》,征引更早《廣志》指出,在中國南方,特別是四川等地存在有幾種農歷6-7月就成熟的早熟稻,而四川正好位于印度大陸經西藏向內地傳播的道路之上,引人無限遐想。另外,12世紀時,羅愿的《新安志》也記載,在安徽南部丘陵地區,存在一種桃花紅稻的早熟稻。因此,占城稻的引入雖然極大擴展了早熟稻的種植范圍,但并不是中國早熟稻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