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現在的人們不怎么戴帽子了？
要探討為何人們如今較少戴帽子，首先需要了解過去人們為何戴帽子。
在不久前的近代，距今僅124年的1900年，歐洲人的著裝習慣與我們相似，都相當保守。在維多利亞時代，若有人因參加賽跑而脫掉外套，僅穿著馬甲和襯衫在草地上休息，便會被視作幾乎等同于赤裸上身。同樣的，在各種運動中，帽子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賽跑也必須戴帽子，這就是當時的觀念。
然而，僅僅說“觀念如此”并不能解答我們的疑問，因為我們真正想知道的是“為何會有這樣的觀念”。要回答這個更深入的問題，我們需要對當時的社會進行更深入的觀察。
要弄明白為何近代的人必須戴帽子，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美好年代巴黎的大型綜合商場。
大型綜合商場是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的新興事物。隨著1848年革命的結束，歐洲的君主和貴族們在經歷“自由主義狂潮”后，逐漸恢復了自信，時尚產業的中心又回到了宮廷。“畢德麥亞”時代成為過去，時尚潮流再次由各國宮廷引領。十九世紀前半期，宮廷學者們穿著簡樸，維多利亞女王與女官們做刺繡。后半期則相反，連礦井里的女工都要節省開支購買帶鋼質裙撐的新裙子。
在這一潮流演變過程中，第二帝國看到了新的商機。“復辟王朝”和“奧爾良王朝”時期，逐漸興起的“大裁縫”們開始嶄露頭角。他們的作品在宮廷之外的重要銷售場所就是“大型綜合商場”。
這些巴黎的“大裁縫”們推動了“高級定制服裝”的銷售。按照社交季發布新品，并在與作品實際使用場景最相似的地方舉行發布會，模特們穿著作品在顧客中展示，然后根據顧客的特點和需求對作品進行修改，以確保每個人買到的都是獨一無二的作品。
這種預先設計與個人定制服裝相結合的方式，讓“時裝”從藝術轉變為產業。而時裝產業的形成又進一步推動了比高級定制服裝低一等的高級成衣業的發展。在“大裁縫”們獨一無二的時裝之下，是可根據顧客身材稍加修改的高級成衣。
無論是高級定制時裝還是高級成衣，它們的銷售場所都是第二帝國以來的“大型綜合商場”。這些商場本身就是最時髦的奧斯曼式建筑，在特定樓層保持著第二帝國宮廷和貴族宅邸的風格，使展示空間與高級定制服裝顧客的實際使用場景高度一致。這樣，大裁縫們選擇商場作為新品發布會場地。同時，商場用時裝發布會吸引中產階級消費者，促使他們購買新式成衣。
那么，這與帽子有什么關系呢？關系在于這種大型綜合商場里誕生了許多過去少見的“職業女性”。可愛的女店員在任何時代都有，但只有在第二帝國以來的大型商場中，才會雇傭大批與老板非親非故的女性。
十九世紀的巴黎“可愛的女店員”是社會的一景，因為她們收入微薄，甚至不足以維持生活，因此巴黎的女店員實際上也是店里的商品之一。她們中許多人打扮漂亮，但那只是為了促進銷售。而大型綜合商場里的女店員收入更高，她們可以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巴黎維持基本的收支平衡，甚至可以攢下一小筆錢。這讓她們與需要依靠供養者才能生存的“可愛的女店員”有了本質區別。
而且她們的服裝是商場提供的，不需要自己購買。商場愿意提供這種昂貴的時裝作為她們的工作服，目的是讓她們展示商品。讓顧客感受到“一個諾曼底來的小姑娘，洗干凈換上這樣的衣服都能如此光彩照人”，那么你呢？
因此，美好年代的大型綜合商場里出現了一個奇妙的場景，放眼望去，全是可愛的紳士和淑女。來參加發布會的伯爵夫人、來購買高級成衣的資產階級太太、來買布料的中產階級女性，還有時髦的獨立女性，以及為這些顧客服務的不同級別的女店員，穿得都差不多。
如何區分誰是伯爵夫人、誰是布爾喬亞呢？似乎沒有辦法。左拉小說里的伯爵夫人在商場里爆發“偷竊癖”，不僅因為無法抗拒商品開架銷售的誘惑，也因為商場里人潮洶涌、人人光鮮亮麗帶來的“匿名性”帶來的安全感。
這時，帽子的用途就顯現出來了。找服務員的最簡單辦法就是看她戴沒戴帽子。一個面容姣好、神態高傲、身材苗條的女士，看起來像伯爵夫人，但如果她沒戴帽子，她就只是個女店員。而一位面相丑陋、舉止粗俗的女士，只要戴著帽子，她就是顧客。
這個現象說明了帽子在近代如此普及的原因。因為它是身份的外在標志。雖然我們可以為商場里的帽子找一個合理的解釋，即所有顧客來到商場都是“出門購物”，所以一定會戴帽子，而服務員則相反，她們在商場直到下班都不需要上街，所以不戴帽子。
但戴帽子出門本身說明了帽子的功能，因為沒有身份可言的窮人出門是不戴帽子的。只有在城市社會中有一席之地、有一定財產和身份的人，出門才需要戴帽子。工匠有工匠的帽子，神父有神父的帽子，軍官、警察、政府官員、職員，各色人等都有自己的帽子。戴帽子出門是為了用最直觀的方式告訴別人“我是什么地位”，并通過展示自己的地位來方便大家互相判斷身份差異。
在傳統的身份社會中，帽子的功能不僅體現在它能戴在頭上，還有一個重要功能是從頭上摘下來行禮，甚至還有一個功能是被人從頭上打下來踩在地上。前者表達禮儀上的恭敬，后者則表達上層對下層的威嚴。免冠叩首、脫帽敬禮、打落帽子都是禮儀的一部分。這些禮儀的基礎是身份社會中的身份差異，而帽子則是身份差異的標志。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近代的例子，但事實上，在綜合商場里戴帽子的消費者和不戴帽子的服務員之間的差異，正是傳統身份社會面對近代新生活方式猛烈沖擊的縮影。一方面，市場經濟需要每個人超越身份的約束去消費；另一方面，傳統社會雖然遭受革命重創，卻依然維持著影響。它漸漸力不從心，但并沒有輕易認輸。
從身份社會的松動角度看，我們也能理解為何人們越來越少戴帽子。近代以來的革命、自由主義狂潮，讓傳統身份社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但打破身份社會的目的，不僅僅是實現個人自由和追求人格平等。相反，社會推崇個人自由和人格平等，是因為人們發現身份社會、家格門第這一套與人格平等、個人自由相比非常不劃算。
要理解這一點，還需回到美好年代的綜合商場。有無帽子將淑女簡單劃分為“顧客”和“店員”兩個群體。但顧客與顧客之間并不平等。參加發布會的伯爵夫人，與購買半定制成衣的布爾喬亞太太絕不平等，買半定制成衣的布爾喬亞太太與美好年代以來興起的白領女性也不平等。
但她們的帽子沒有明確差異。伯爵夫人的馬車上有紋章，仆人穿著統一制服，普魯斯特一眼就能看出誰是伯爵夫人誰是布爾喬亞。但大多數人做不到，因為區分伯爵夫人和布爾喬亞的東西是一種沒有紋章、沒有規則可循的潛規則，即“品位”。
伯爵夫人戴的帽子由特定女帽店提供，這些女帽店是半公開營業的“精品沙龍”，只有經常去的人才知道誰戴的是最貴、最時髦的帽子，而另一些人花同樣的錢買的帽子卻是過季的、甚至是惡俗的。
這種表面上的平等，通過一種對大多數人來說難以察覺，但在一部分人眼里顯而易見的方式拉開的差距，既是美好年代貴族社會瓦解的產物，也是一種全新時尚產業的溫床。
在嚴格的身份社會中，“逾制”是一項大罪，一個平民穿著貴族服裝、一個平民在馬車門上畫華麗紋章、一個平民買了六匹馬拉的車，都是對等級制的公然冒犯，要受到懲罰。但在皇權社會下，“逾制”卻能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如果每個人都各依本分不越雷池，社會消費就是固定的。只有每個人在自己地位基礎上向上試探，追求更高享受，社會經濟才能不斷發展。這一點早在波旁王朝時期就被發現。
路易十四一方面打擊法國各階層特權，另一方面鼓勵巴黎貴族、平民暴發戶，甚至是想攀高枝的小帥哥們互相攀比。一個放高利貸的可能打扮得像個公爵，一個外省小帥哥穿得像個伯爵的兒子。而路易十四禁止馬車進入杜伊勒里宮花園，讓所有人在這個“御賜庭院”里只能比拼穿戴、相貌，這有效拉動了巴黎時尚產業。
到美好年代，革命讓貴族特權進一步瓦解，貴族最后的屏障是自己的“品位”，而資產階級認為“品位”只要有錢就能輕松獲得。于是美好年代時尚產業找到了真正促進產業發展的道路，即用“品位”代替“身份”。
十九世紀“大裁縫”登上時尚產業舞臺。實際上，“理發藝術家”也登上了時尚產業舞臺。巴爾扎克的小說里有許多把“發型”發展成藝術的理發師。但只要每個人還鄭重其事地戴著帽子，發型就被掩蓋在帽子下。只要一個人可以用“黑緞子禮帽”來吸引異性，發型就無法真正成為一個可以與服裝相提并論的產業。
在女帽領域里，品位戰勝了身份，讓對時尚的敏感、對美的品位代替了出身來決定一位女士的身份高低，那么男性遲早要跟上這個過程。而且帽子只要淋雨就能戴很久。但發型可能幾天就要剪一次，即使剪了每天出門前還需做造型。這都是需要花錢的。推動消費方面，帽子遠不如發型有效。
所以你會發現，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戰之間的頹廢時代，再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二戰后，人們終于拋棄了日常穿戴中“身份”的簡單標志。除了特定職業，沒有人再穿制服。而帽子也退出了日常穿搭，其原因和目的中，固然有彰顯個性、追求人格平等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為了給時尚產業發展讓路！
在過去的身份社會中，你是什么樣的人就要穿什么樣的衣服、戴什么樣的帽子。現代的身份社會是你穿什么樣的衣服、看起來像什么樣的人，你就是那樣的人！路易十四的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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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24-12-13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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